荥经县龙苍沟山水田园中的七星抱月屋

故世子作《养性书》一篇。

(张岳，第108页)直到近代，批评心学的学者依然认定陆王之学，质而言之，则直师心自用而已。虽是为仁由己，本是人替我做不得，恰像个替得我做的一般。

刘蕺山曰：后儒之言曰：‘古人往矣，六经注我耳。夫离群索居之在昔贤，已不能无过，况吾侪乎？(《王阳明全集》，第167页)故他反复告诫弟子：自古有志之士，未有不求助于师友。可以说，圣经在陆王处同样具有引翼提撕匡救人心之作用。在自立自信与从言从师。针对有人谓阳明尝教人废书之传闻，他明确答复说：不然也。

(《罗洪先集》，第32页)没有师友这一中保中介(mediator)，自力向度就很难打开，即便偶有所开显，亦难持久，更难以避免陷入偏颇与自负之窠臼。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麈尾。儒家思想有三个对国人来说最致命的特点：伪崇高，狭隘和愚民政策

进入专题： 儒学 。现在看来，西方liberty（自由）概念与翻译后中国化的自由概念好像相反。双重奠基是一种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的不信任态度，但没有否定形而上学，而是要为形而上学寻找更本源的基础。黄玉顺教授曾提出王权时代，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的历史划分，自由儒学接受了这一观点，进而把自由问题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起来，指出现代自由是民权时代的价值观念。

）自由儒学提出本源自由，还有双重奠基实际上就是缓解，或者是消除这种体用的对立，找到一个更源始的起点消解本体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紧张。由于格义的环节，已经渗透进了对西方概念的中国意象化理解。

上帝把自由意志给予他造的物，使人类分享了神性（自由意志具有神性）。五千年的历史有着连续性的结构，这反映在思想意识上，就象《周易》所讲的那样处于变化中，却始终保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人格。在这里，我的疑惑是，中国的传统哲学是否和传统西方哲学，以及受到西方哲学影响而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现代新儒家一样，都是必须破除的形上—形下的二元架构？自由儒学继承生活儒学的看法，也认为秦汉以后的儒学都是形上-形下的二元论的——跟海德格尔批评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如出一辙。但经过一百年，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近代以来对西学的理解几乎大部是错的。

更不用说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化，像北魏鲜卑族、元蒙古族、清满洲族，入主中原后也都在文化上进行了中国化的转变，可以说是被儒家文化收编了。在这里，自由意志是叛离神的意志。在西方，最早系统地阐述自由概念的应该是奥古斯丁。他是基于自由意志来确立自由的概念的，而他提出自由意志是出于系统解释基督教神学的目的，即为了把原罪归诸于人自身。

一个就是提出本源自由，揭示了双重奠基问题。一个是双重奠基本身的问题，一个是双重奠基所面对的问题。

这是我们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叫做伟大复兴的本然事实。现象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必须有其形上学的根据，而形上学的根据又反过来对现象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有根本的规定性，这其实与体用合一的传统一致。

由于人有了自由意志，所以人的罪责必须由人，而不是上帝担当。首先是自由的概念问题。现代新儒家也是从这个角度诠释自由的。在人与道德法则（神）和解之前，人只是在错误地使用自由意志，也就是选择了根本恶而与道德法则相背离。如果我们怀疑形上奠基，进而怀疑本源奠基，是否要走向三重或无限重奠基？就后一方面说，双重奠基所面对的问题，那就是它的批评所针对的形上学二元论问题。自由儒学和生活儒学都是为探索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，但我不禁有些怀疑，这会不会与保守主义儒学或者新儒教一样，基本上是脱离中国现实的自说自话。

孟子认为尽心可知性知天，因此，人性就是神性（天性）。这表明中国历史既是连续的，也是不断跳跃的，期间总是不断地吸收各种文化元素，就像长江大河一样，不断汇集支流，然后，就与它原初的形态有所不同，但是它又保持很强的连续性。

而儒家没有原罪观念，也不相信救赎，从来都是在认识自己问题上的乐观主义者，讲的是尽心、知性、知天。黄玉顺老师提出变易本体论主张儒家形上本体也需要重建，就是对中国历史上社会主体不停变动的自觉认识。

首先一个是对liberty的格义，另外一个环节是，从 格义，也就是已经被汉语意象化了的自由概念出发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加以判断和批评。而用西方的自由批评中国没有自由的做法，具有典型的反向格义的特点。

除此之外，我也对自由儒学有一些疑惑。另一点值得肯定的是，自由儒学和生活儒学一样，提出自由是有历史内涵的，更准确说是扎根于历史的——这与政治自由主义只从规范意义上谈论自由不同，自由儒学认为自由是中国历史从王权时代，经历皇权时代到民权时代的历史发展的成就。不光依据自由概念对中国文化的评判，甚至对自由概念本身的理解都是有偏误的。现代汉语的自由概念，实际上是对西学liberty进行了格义，而且自认为是对liberty很好的一个解释，但实际上，它已经包含了汉语文化的意向。

但是传统的宋明理学讲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也就是互相为体用的，体和用的关系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，它是一个互相包含，互相影响，互相转化的关系。基于这个角度，自由儒学有两点值得肯定的贡献。

如果要谈论奠基的话，就应当谈相互奠基，即形下为形上，形上为形下的相互奠基。但是本源自由的概念，却遮蔽了现实的连续性。

与现代新儒家相比 自由儒学实际上是更切近于我们传统的一边。（当然，我觉得并不像她书中说的那么大。

自由儒学与刘清平教授一样，认为米塞斯、哈耶克的自由意志缺少形而上的根据，尤其对政治自由主义拒绝形上学十分理解，但同时又致力于比形而上奠基更本源的奠基。在这个方面，我有一点不同的理解，就是现代新儒学，不管是张君劢的新宋学，冯友兰的新理学，还是贺麟，牟宗三（以良知坎陷为逻辑主体）确实存在体用二元对立的问题——受西学影响割裂了体用关系。这就把规范意义上的自由概念（康德特色）转变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概念了（黑格尔特色）。首先简单谈谈我自己对于西学中国化问题的观点。

另一个，就是自由儒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谈自由是民权时代的核心观念。其实，今天西学的中国化，以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佛教的中国化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
但西方的自由概念一翻译成汉语，进入中国语境以后，就用中国传统的意向来理解（格义）了。因此，我们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以西释中。

对此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还是与中国传统有连续性的。中国思想史上的太一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即上帝，区别太大了——当然这个也避免不了，我们必须用已有的知识去消化吸收西方概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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